他山之石-有關大陸海商法船舶租用契約章之訂定

王肖卿謹誌

  以下兩篇是大陸海商法擬定船舶租用章組長-林源民律師撰寫有關擬定該章的感慨,文中細數擬訂之無奈讀之心有戚戚因此轉之如下除簡體轉為正體字外,其餘為作者原文

兩岸相異詞語之關鍵字;如租船合同(charter party)為租船契約或租約、格式化示範(合同)(uniform or standard form)為定型化標準合同承運人(carrier)為運送人、托運人(shipper)為託運人、出租人或船東(owner)為船舶所有人、二房東(disoonent owner)為轉承租人、期間租船(time charter, TC)為論時、航次租船(voyage charter, VC)為論程。又文中之海商法條文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條文。

一個根深蒂固的誤解-林源民[1]

今年二月我寫了小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辨析,意圖說明《海商法》在修訂時應當將第四章的第七節航次租船(VC)合同的特別規定移至租船合同一章。可惜心有餘而力不足,業內大咖不依不饒,就是不允許第七節離開第四章。專家們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認為保持《海商法》現有章節的位置有利於法律架構的穩定;有的則認為保持現狀既不會影響租船業的發展,也不會阻礙《海商法》的適用。句句似擲地有聲,我於是放棄了把第七節移出第四章的念頭。寫下本文只是學那個孩子,說出皇帝沒穿衣服。至於皇帝是赤條條依舊,還是穿上衣服,我不再關心。[2]

追根尋源

航次租船(VC)合同是打著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旗號走進《海商法》第四章的,因此應當搞清什麼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追根尋源想要說明航次租船(VC)合同被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成因,即誤解的產生。

 

前輩的話

國內關於海商法的著作不少,最早可能是1963年黃廷樞的《海法》。黃廷樞在該書中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下了如下定義:[3]

海上貨物運輸契約是指承運人(出租人)將貨物用船舶經海道從一地運到另一地,托運人(租船人)支付運費的契約。

根據上述定義,海上貨物運輸契約是承運人與托運人之間的契約。承運人可以是租船合同的出租人,托運人則可以是租船合同的承租人。由於使用了出租人租船人的概念,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不僅包括提單合同,也包括租船合同。[4]

1965年魏文翰的《海商法講座》也是國內較早的海商法專著。魏文翰在該書中寫到:[5]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租用船舶全部、部分或者指定艙位的運輸合同,另一種是不屬於採取租用方式的運輸合同。

上述引文中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同樣不僅包括提單合同,也包括租船合同。魏文翰也指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一般是由托運人和承運人訂立的合同。[6]

兩位前輩不約而同闡述了相同的觀點,即無論是承運人與托運人之間還是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以運輸貨物為特徵的合同。共同之處是兩位前輩沒有把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局限於承運人與托運人之間。

《海商法概論》

1983年出版的《海商法概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下了如下定義:[7]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指承運人或出租人將貨物經海道由一港運到另一港,而由托運人或承租人支付運費的合同。

上述定義與黃廷樞的定義在本質上應當是相同的,即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既包括提單合同,也包括航次租船(VC)合同。航次租船(VC)合同的基本特徵就是出租人運送承租人托運的貨物。承租人托運的貨物可以是自己的貨物,也可以是第三人的貨物。實際上,絕大多數航次租船(VC)合同都是承租人為了運送自己的貨物而訂立的。

《海商法概論》基於自身的定義對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進行了分類。按照該分類,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包括租船合同、件雜貨運輸合同及聯運合同。[8] 對於航次租船(VC)合同,《海商法概論》這樣寫道:[9]

為一特定航次而簽訂的租船合同叫做航次租船(VC)合同,屬於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它由出租人(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經營人)負責提供船舶,在指定的港口或區域之間進行一個航次或幾個航次的貨物運輸。

這一分類對國內以後的海商法專著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幾乎所有在此之後出版的海商法專著都採用了《海商法概論》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分類。雖然在具體分類上稍有不同,但共同之處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均包括航次租船(VC)合同。[10] 我們或許可以說:航次租船(VC)合同屬於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這一觀念開始深深地埋入了我們的腦海中,並為航次租船(VC)合同進入《海商法》第四章鋪平了道路了。

《海商法》的實施

199371日開始實施的《海商法》對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下了定義,第四十一條規定:[11]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指承運人收取運費,負責將托運人托運的貨物經海路由一港運至另一港的合同。

《海商法》的定義是明確的,即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承運人與托運人之間的合同。在《海商法》頒佈後,海商法專著或教材基本上都採用了《海商法》第四十一條的定義。一個例外是倪學偉主編的《中國海商法通論》,該書雖然提及《海商法》第四十一條的定義,但依然把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定義為承運人或出租人將貨物經由海道由一港運到另一港,而由托運人或承租人支付運費的協議[12]

《海商法》不僅有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定義,同時也有航次租船(VC)合同的定義,第九十二條規定:

航次租船(VC)合同,是指航次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船舶或者船舶的部分艙位,裝運約定的貨物,從一港運至另一港,由承租人支付約定的運費的合同。

通過比較可以清晰看到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與航次租船(VC)合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承運人與托運人之間的合同,後者則是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的合同。第四十一條中的承運人托運人是不能隨意用第九十二條中的出租人承租人替代的。同理,第九十二條中的出租人承租人也無法用第四十一條中的承運人托運人替代。因此,除非修改上述兩個定義,航次租船(VC)合同不可能成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

《海商法概論》基於其自身的定義把航次租船(VC)合同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一種形式或種類順理成章,但採用《海商法》第四十一條的定義的海商法專著依然把航次租船(VC)合同列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種類之一就有問題了。造成這一情形的原因恐怕是沿用了之前一貫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分類,但忘了《海商法》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定義實際上使得之前的分類已無法成立了。

小結

把航次租船(VC)合同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一個因疏忽造成的錯誤。在《海商法》已經明文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定義的前提下,航次租船(VC)合同是無法成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因此,把航次租船(VC)合同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或把航次租船(VC)合同作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對待只能是一個錯誤。

風馬牛

風馬牛通常用來表示不相干,將其用來說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與航次租船(VC)合同的關係或許是恰當的。

似曾相似

航次租船(VC)合同如何走進第四章難以考證,但根據魏友巨集的回憶,航次租船(VC)合同走進第四章似乎並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在《海商法》第十三稿完成之際,當時有參與起草《海商法》的專家建議在第四章規定航次租船(VC)合同條文,理由是提單合同與航次租船(VC)合同差不多。[13] 這一說法應當可以找到一些佐證,因為也有參與《海商法》起草的專家認為航次租船(VC)合同在條文結構、條款內容等方面都具有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特徵。[14] 在《海商法》實施當年出版的《海商法條文釋義》一書中也就有這樣一段話:[15]

航次租船(VC)合同。在該合同中,考慮到船舶仍在出租人的控制和佔有之下這一重要因素,與班輪運輸合同是一致的,故也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

如果航次租船(VC)合同被認定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因為它長得像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這樣的認定就是十分粗糙的。長得再相像的雙胞胎依然是兩個有獨立性格的人。如果航次租船(VC)合同被認定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因為出租人控制和佔有船舶,這樣的認定就是錯誤的,因為在期租(TC)中控制和佔有船舶的同樣是出租人,而不是承租人。承租人充其量只能發號施令,並不實際控制船舶。事實上,很多期租承租人在整個期租期間恐怕連船都沒見過,豈敢枉談控制?[16] 如果航次租船(VC)合同因出租人控制而進入第四章的話,基於同樣理由,定期租船(TC)合同同樣可以堂而皇之地走進第四章。

多此一舉

當初,立法者把航次租船(VC)合同放入第四章的另一個理由是要對出租人實施強制性的義務,即適航和管貨的義務。[17] 且不說是否應當對航次租船(VC)合同實施強制性的適航義務和管貨義務,[18] 即使應當對其實施強制性義務,也無需把航次租船(VC)合同搬入第四章。第四章的規定是否適用於航次租船(VC)合同並不取決於航次租船(VC)合同身藏何處。該適用的,即使遠在天邊也無一漏網,不該適用的,哪怕近在咫尺依然逍遙自在。

《海商法》第四章的適用物件是提單,這是一種法定的強制適用。只要有提單存在,第四章便自動適用。無論提單是承運人向托運人簽發的,還是根據租約簽發的;無論是把航次租船(VC)合同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還是租約之家的成員;無論航次租船(VC)合同在《海商法》的哪一章還是《海商法》根本就沒有任何關於航次租船(VC)合同的條文。第四章的風采不會因為航次租船(VC)合同在哪裡而受影響。這個道理是淺顯的,正如我們不會為了讓《海商法》適用於船舶,就執意要在船上放上一本《海商法》一樣。

離家出走

大家都知道租船有三種方式,即程租(VC)、期租(TC)和光租(BC)。海商法老師不敢打著創新的旗號告訴學生航次租船(VC)合同不是租船合同,但《海商法》卻刻意要顛覆這一傳統和習慣。按照第一百二十八條的規定,租船合同僅包括定期租船(TC)合同和光船租船(BC)合同,航次租船(VC)合同則不明不白地走丟了。這已成為一句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名言。好端端一個租約之家,活生生硬是被走散一人。而且被走散的還是家中的掌上明珠。[19]

這一尷尬應當可以歸咎於把航次租船(VC)合同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做法。《海商法》把航次租船(VC)合同趕出租約之家並非與其有什麼過節,而是因為她已被認祖歸宗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而入了第四章的大門。第六章再提及航次租船(VC)合同似有奪人所愛之嫌。然而,無論基於何種理由,《海商法》以立法形式規定租船合同僅包括期租(TC)合同和光租合同無疑是錯的。

歧視的白眼

不惜違背常理,不顧租船實務,《海商法》硬是把航次租船(VC)合同拖入第四章後卻沒有給予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應得之善待。第四章第七節的標題是航次租船(VC)合同的特別規定特別強調的是與眾不同,即航次租船(VC)合同並沒有受到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應有對待。第九十四條規定:

本法第四十七條和第四十九條的規定,適用於航次租船(VC)合同的出租人。

本章其他有關合同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的規定,僅在航次租船(VC)合同沒有約定或者沒有不同約定時,適用於航次租船(VC)合同的出租人和承租人。

第九十四條共有兩款,第一款規定適航義務和禁止繞航義務強制適用於航次租船(VC)合同;第二款則是給適用規定了條件或限制,原則是不適用。換言之,排除萬難把航次租船(VC)合同拖入第四章後僅僅對出租人強制適用適航義務和禁止繞航義務。

此外,按照《海商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提單或其他運輸單證一旦違反第四章規定的,均為無效。但這一規定並不適用於被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航次租船(VC)合同。按照《海商法》第九十四條的規定,即使租船合同中有條款違反第四章的規定,只要不違反關於適航義務和禁止繞航義務的規定,依然有效。由此可見,《海商法》雖然把航次租船(VC)合同搬進了第四章,但實際上並沒有把它真正當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對待。第四十四條中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其實並不包括航次租船(VC)合同。既然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橋歸橋,路歸路

如果以貨物運輸為標準,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與航次租船(VC)合同確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在指定裝港和卸港之間運送貨物,無論是托運人還是承租人支付的都是運費。但在《海商法》已分別對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航次租船(VC)合同分別作出定義的前提下,再說兩者長得有多相像恐怕眼光是有問題的。

我們可以用包運合同來說明問題。包運合同的基本特徵是出租人運送承租人的貨物。這時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間確實形成了海上貨物運輸的關係,但不存在《海商法》定義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適用於出租人和承租人關係的是租約條款,而不是《海商法》第四章。即使出租人簽發了提單,該提單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間也僅僅是貨物收據而已,就連合同證明都不是。只有在提單轉讓至第三人手中,第四章才有適用的機會。英國上訴法院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20]

When cargo is shipped on board a vessel on time or voyage charter by the charterer, the goods are carried under the contract evidenced by the charterparty. This not generally altered by the issue of a bill of lading by or on behalf of the shipowner in favour of the charterer. As between shipowner and charterer, the bill will act as a receipt for the goods shipped and as evidence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goods shipped, but it is assumed, subject to contrary intention, that a bill of lading implements the pre-existing charterparty contract and does not supersede or amend it, with the result that any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harterparty and those of the bill of lading will be resolved in favour of the charterparty.

在這個問題上提單有類似之處。我們清楚地知道提單不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本身,而是其證明。即使在承運人與提單持有人之間,提單依然不是合同,只是提單條款得到適用而已。我們並沒有因為看見提單就把它視為承運人與托運人之間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因為我們知道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早在提單簽發之前就已訂立了。[21]

 

小結

無論航次租船(VC)合同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有多少相同或相似之處,兩者不是同一個東西。《海商法》第四章的規定並不適用於航次租船(VC)合同,否則第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就是多餘的。如果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與航次租船(VC)合同是風馬牛的關係,把航次租船(VC)合同放入第四章就一定是錯的。

結論

依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一,按照《海商法》的定義,航次租船(VC)合同不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將航次租船(VC)合同視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並將其放入第四章是一個錯誤,無論如何根深蒂固抑或深入人心,依然是個錯誤。

二,即使要對航次租船(VC)合同適用適航義務和禁止繞航義務,也沒有理由在第四章增加第七節。如果認為只有將航次租船(VC)合同的條文放入了第四章才能對其實施強制性義務的話同樣是一個錯誤,而且是個非常低級的錯誤。

三,即使不考慮《海商法》關於航次租船(VC)合同和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定義而堅持認定航次租船(VC)合同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第四章並不適用於租船合同。

以上是我的觀點,歡迎大家口誅筆伐。

 

適航義務的事與願違-林源民

《海商法》針對租船合同規定了適航義務。程租(VC)合同、期租(TC)合同乃至光租(BC)合同都有適航義務的規定。[22] 《海商法》將第四十七條規定的適航義務適用於程租(VC)合同,並在第一百三十二條和第一百四十六條分別對期租(TC)合同和光租(BC)合同作出了適航義務的規定。《海商法》關於程租(VC)合同適航義務的規定是強制性的,但期租(TC)合同和光租(BC)合同的適航義務則是任意性的。

本文提出並希望解決的問題是:《海商法》是否應當針對租船合同規定適航義務?

適航的天經地義

十九世紀初,英國普通法就認為船東負有默示適航義務。[23] 普通法的適航義務是絕對的。美國的《哈特法》應當是第一部規定適航義務的國內成文法,按該法第2條的規定,提單中所有減輕、減少或排除船東克盡職責保持船舶適航義務的約定均為非法。《海牙規則》是第一個規定適航義務的國際公約。《海牙規則》規定的適航義務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採納。《鹿特丹規則》也有有關於適航義務的明文規定。《漢堡規則》則為默示《國際安全管理規則》也有類似規定。[24] 在租船實踐中得到廣泛採用的租船合同標準格式幾乎無一例外地規定了適航義務。最為常見的程租(VC)合同標準格式Gencon 94規定,船東對因其或其管理人未克盡職責使船舶適航而導致的貨物滅失、損壞或遲延交付承擔責任。[25]  最常用的期租(TC)合同格式NYPE 93也有適航義務的規定。[26] 光租(BC)合同格式Barecon 2001雖則採用了基本上與《海牙規則》相同的措辭實際訂定合同時,不是經由議定重新撰擬,便是刪去。[27]

《海商法》關於租船合同適航義務的規定應當是基於上述國內法、國際法以及標準格式而作出的。

適用的困惑

《海牙規則》、《漢堡規則》以及《鹿特丹規則》雖然都有適航義務的規定,但三個規則均不適用於租船合同。[28] 《海商法》為何要把適用於承運人的適航義務適用於租船合同的船東呢?

《海牙規則》是基於保護貨方公眾利益而制定的國際公約,規定適航義務理所當然。但租船合同是私下的平等當事人之間的合同,既不用擔心誰欺負誰,也不會涉及特定社會利益集團遭遇不公正對待的問題。當事人的合同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市場的起伏和變化因此訂約時多對這些規定加以增刪。《海牙規則》以後,我們又有了《海牙維斯堡規則》、《漢堡規則》以及《鹿特丹規則》,但我們卻始終沒有一個關於租船合同的國際公約。這絕非偶然,而是因為租船市場是契約自由的領域。《海商法》針對租船合同作出適航義務的規定有多管閒事之嫌。《海商法》的理由應當是要對船東嚴加管束,因為“船東”和“承運人”長得實在太相像了,而班輪承運人是有適航義務的。若以此規定租船合同船東的適航義務恐怕太過草率。

規定程租(VC)合同船東的適航義務應當沒有太好的理由。無論“船東”長得與“承運人”有多像,“船東”並非就是“承運人”,程租(VC)合同也不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29]

即使憑長相對程租(VC)合同中的船東適用適航義務有憑有據,對期租(TC)合同中的船東適用適航義務仍然缺乏一個較好的理由。因為在期租(TC)合同中船舶運輸的通常是第三人的貨物。船舶經營人的經營之道是利用相對穩定的成本,通過自己在市場上的努力,採用程租(VC)方式攬貨賺取租金與運費之間的差價。何況還經營人還會將租入的船舶投入班輪運輸的。總之船東運送承租人自己貨物的情形較少。當船舶運送第三人貨物時,提單應當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簽發了提單,《海商法》的操心也就不再有必要了。提單的簽發將船東、承租人與托運人、收貨人以及提單持有人綁定在了提單關係之上。無論採用何種方式解決問題,面對非租約當事人就只要依據提單,而不是期租(TC)合同。

如果將適航義務適用於期租(TC)合同期租(TC)中依然可以找到承運人的話,那麼對光租(BC)合同中的船東規定適航義務恐怕就離譜了,因為在光租(BC)中的船舶航行和營運與船東已不再有絲毫關係了。船東是斷然沒有機會成為承運人的。《海商法》規定船東要在交船時使船舶適航。雖然第一百四十六條使用了“適航”的概念,但這裡的“適航”與第四十七條以及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的“適航”在外延上是不同的。無論是在程租(VC)合同中還是在期租(TC)合同中,“適航”應當包括對船員的要求,但在光租(BC)合同中,“適航”不包括對船員的要求。換言之,一艘不配備船員的船舶依然是可以適航的,否者船東永遠無法滿足適航的要求。實際上,在光租中負有適航義務的其實並不是船東,而是承租人。承租人不僅在整個租期內都負有適航義務,在還船時同樣負有使船舶適航的義務。[30]

身份的糾結

在租船合同中只有船東與承租人,沒有承運人。說船東是承運人,我們其實已走出了租船合同。承運人的適航義務的履行對象是托運人和收貨人,但在租船合同中難覓其蹤影。承租人可能是托運人,但並非一定是托運人。即使承租人是托運人,他依然不能以托運人身份向船東主張權利。如果應當向托運人和收貨人履行適航義務,其所履行也就不是租船合同的義務。

如果只存在一個程租(VC)合同,船東應當是承運人,但他未必一定是運送承租人的貨物。但存在租約鏈時,眼面仿佛個個是船東。並非每個船東都是承運人,耳熟能詳的“二船東”(disponent owner)便是一例。他們既不是實際承運人,也未必是契約承運人。相同情形同樣會發生在期租(TC)合同中,承租人多半會將船舶進行轉租。雖然第一個期租(TC)合同中的船東是實際承運人,但在此後的期租(TC)合同和程租(VC)合同中的船東就不是實際承運人了,他們甚至連契約承運人都不是。最有意思的應當是光租(BC)合同。在光租中實際控制船舶的是承租人,船東則可能遠在天邊。可憐的他又當如何履行適航義務呢?

如果對租船合同的船東適用適航義務是因為他們長得像承運人,其結果會有兩種可能。如果船東只是像承運人但不是承運人的話,對其適用適航義務恐怕指鹿為馬,張冠李戴。如果船東不僅像承運人而確實是承運人的話,通過租船合同適用適航義務恐怕沒有意義的多此一舉。承運人的適航義務是法定的,而且是強制的。只要是承運人,《海商法》第四章規定的適航義務自然適用,無需大動干戈跑到租船合同來揪住船東不放。

義務的變質

無論是程租(VC)合同,期租(TC)合同,還是光租(BC)合同通常都有關於適航義務的格式化約定已如前述。租船合同約定的適航義務如果隻字未改,義務人要對船舶不適航承擔責任。然而《海商法》規定的適航義務卻有以“謹慎處理”作為條件。換言之,只要“謹慎處理”了,即使船舶不適航,承運人也無需承擔責任。

就程租(VC)合同而言,《海商法》規定的適航義務卻是強制適用,不允許合同當事人以約定方式排除。如果程租(VC)合同上約定的適航義務比《海商法》的規定更為嚴厲,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合同約定因違反《海商法》而告無效,還是基於其增加了船東責任而依然有效?如果合同約定因增加了船東的責任而有效,《海商法》的適用似乎是自欺欺人,因為真正得到適用的並不是《海商法》的規定,而是租船合同的約定。如果合同約定因違法而無效,《海商法》的適用也就起到了減輕船東適航義務的作用。如果《海商法》對程租(VC)合同船東適用適航義務是出於嚴加管束的考慮,其結果適得其反。

《海商法》關於期租和光租(BC)合同船東適航義務的規定是任意性的,合同當事人可以對適航義務作出約定。當事人有約定的,《海商法》規定的適航義務便適用不了。當事人沒有約定的,問題可能會複雜一點。沒有約定既可以是當事人對適航義務不作約定,也可以是當事人約定不適用適航義務。如果當事人沒有約定第一百三十二條和第一百四十六條就適用的話,船東負有適航義務就一些莫名了。這恐怕不僅僅是義務變質,而是義務天降了。當然這個問題在光租(BC)合同中應當不會有實質性改變,因為硬要遠在天邊的船東承擔適航義務若不是於心不忍,也有些手足無措。

抗辯與免責

按照《海商法》的規定,承運人是可以援引抗辯和免責事項的。當《海商法》適用於租船合同時,船東也應當可以援引《海商法》規定抗辯乃至免責事項。這些事項包括航行過失的免責、責任限制以及一年時效的適用。船東有機會不用承擔按照租船合同本應承擔的責任,這恐怕有悖於《海商法》針對租船合同規定適航義務的初衷。

就程租(VC)合同而言,適航義務強制適用,但這並不意味著《海商法》關於抗辯和免責事項的條文隨之適用於程租(VC)合同,因為按照第九十四條的規定,第四章的其他規定只有在程租(VC)合同沒有約定時才適用。如果《海商法》規定的抗辯和免責事項不適用,船東恐怕會為自己承擔適航義務同時又不能援引抗辯事由和免責權利大呼其冤。如果關於抗辯和免責的規定同樣適用,則難免會讓承租人唏噓不已。

如果《海商法》規定的抗辯以及免責事項不適用與程租(VC)合同的話,期租(TC)合同中的船東應當是不會有機會援引的。這個問題在光租(BC)合同中可能會比較簡單一些,因為讓光租(BC)合同中的船東承擔適航義務本來就是一種幽默。

結語

根據上述分析,《海商法》針對租船合同規定適航義務不僅違背了契約自由的原則,而且事與願違,適得其反。這樣的規定不會給租船合同當事人帶來方便,卻給當事人增加了不少締約和履約的障礙和困難。《海商法》對租船合同作出適航義務的規定是一個錯誤,一個可以歸咎於對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提單、租船合同、適航義務的片面理解和誤解。租船合同的船東是否負有適航義務應當由當事人決定,《海商法》針對租船合同規定適航義務恰似無事生非,自討沒趣。用六祖慧能的話來說就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1]曾任招商局明華船務公司律師,寶鋼法律顧問,中國海運法律顧問,現為上海四維樂馬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 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上海海事大學客座教授。

[2]  我需要感謝孫思琪為我提供了幾乎所有的中文資料。所有資料均來自他自己的藏書,年輕人深諳花錢之道,前途不可低估。

[3]  黃廷樞編《海法》,大連海運學院出版,1963年,第6-1頁。

[4]  由於使用了“運費”兩字,因此租船合同是指航次租船(VC)合同,不包括定期租船(TC)合同和光船租船合同。

[5]  魏文翰著《海商法講座》法律出版社,1965年,第39頁。

[6]  魏文翰著《海商法講座》法律出版社,1965年,第41頁。

[7]  張既義等編著《海商法概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第43頁。這應當是我國改革開放後出版的第一本海商法專著。

[8]  張既義等編著《海商法概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第46-49頁。

[9]  張既義等編著《海商法概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第46頁。

[10]  例如任建新主編的《中國海商法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88年,第55頁;楊樹明編著的《海商法教程》重慶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66頁;於世成等編著的《海商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85頁;倪學偉主編的《中國海商法通論》重慶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15頁;司玉琢主編的《新編海商法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第129頁;郭瑜著《海商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0頁;賈林青著《海商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年,第81頁;傅廷中著《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72頁;張湘蘭等主編的《海商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4頁;司玉琢主編的《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77頁。

[11] 《海商法》關於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定義應當來自《海牙規則》,但《海商法》的定義沒有明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否僅僅局限於存在提單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

[12] 倪學偉主編《中國海商法通論》重慶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16頁。

[13]  見《口述海商法史》我的父親魏文達魏友宏先生訪談錄之二,2018320日。

[14]  見尹東年在首屆海事法治圓桌會議上的發言,2018921日。

[15]  交通部政策法規司等編《海商法條文釋義》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32頁。

[16]  見郭瑜著《海商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1頁。

[17]  見尹東年在首屆海事法治圓桌會議上的發言,2018921日。

[18]  我個人認為《海商法》本不應對航次租船(VC)合同適用強制性義務,對此我將另行撰文說明。

[19]  毫無疑問,航次租船(VC)合同是產生最早,在實務得到最為廣泛採用的租船合同形式。

[20]  Sir Guenter Treitel, et al, Carver on Bills of Lading, 4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17, para.1-054.

[21]  Sir Guenter Treitel, et al, Carver on Bills of Lading, 4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17, para.3-001.

[22]  本文的討論不涉及承運人不得繞航的義務,但是否應當對租船合同適用不得繞航義務的問題隨著租船合同適航義務的解決也應當能夠解決。

[23]  Lyon v Mells (1804) 5 East 428 at 437. 其他關於默示適航義務的判例包括:Kopitoff v Wilson (1876) 1 QBD 377, Steel v State Line Steamship Co (1877) 3 App Cas 72, Cohn v Davidson (1877) 2 QBD 455, The Marathon (1879) 40 LT 163, The Moorcock (1884) 14 PD 64, Hamlyn v Wood [1891] 2 QB 488, Comptoir Commercial v Power [1920] 1 KB 868, Shirlaw v Southern Foundries [1939] 2 KB 206, Compagnie Algerienne die Keunerie v Katana [1960] 1 Lloyd’s Rep 132, Liverpool CC v Irwin [1977] AC 239, Scally v Southern Health Board [1992] 1 AC 294. 除了適航外,英國普通法的另外兩項默示義務分別是:合理速遣和不得繞航。

[24] 見第1.2.1條。

[25]  art.2, 並見BPVOY, art.1, ASBTANKVOY 77, art.1, AMWELSH 93, art.1, ExxonMobil VOY 05, art. 2.

[26]  art.6, 並參見Baltime 39, art.3, BPTIME3, art.1.2, Barecon 89, art.3(a).

[27]  art.3(a).該文字經常在使用時刻意剔除,另外訂定。

[28]  Hague Rules, art.V, 《漢堡規則》第2.3條,《鹿特丹規則》第6.1條。

[29]  關於程租(VC)合同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區別見拙文“一個根深蒂固的誤解”。

[30]  光租(BC)合同通常會約定,承租人要確保在還船時船舶除了自然磨損外應具有與交船時相同的狀況。交船時的船舶符合適航狀況,還船時船舶也應當符合適航狀況。